朱丽兰:更深层次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以

来源:计划方案 发布时间:2019-05-18 05:53:51 点击:

  朱丽兰,1986年7月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91年1月起兼任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1993年5月起兼任国家科委党组书记,1998年3月―2001年2月任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
  朱丽兰担任科技部门主要领导期间,正值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科技、经济竞争巨大压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以及科技自身发展的问题,仍是科技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此,科技体制改革从更深层次入手,进入系统结构调整阶段。
  
  做个好参谋: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回想1998年初任科技部部长时面临的形势,朱丽兰坦言,当时最大的压力是觉得对经济和产业问题研究得不够。
  20世纪90年代末,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大大缩短,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依靠最新科技成果创立新产业,拉动经济持续发展,推动综合国力提升,已成为美、日和欧洲各工业发达国家共同的发展特点之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设法找到战略上的突破点,要后来居上,而不是被越抛越远。”朱丽兰当时这样认为。
  党的十五大明确把科教兴国作为跨世纪战略。1998年,朱�基总理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并表示决心要把科教兴国战略贯彻到底。此时,作为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科学技术部成立了。作为政府机构中主管科技的部门,科技部该如何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朱丽兰必须思考这一问题。
  “科教兴国是个国家战略,光靠科技部解决不了问题。科技部首先要定好位:就是做个好参谋。要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的、有真知灼见的实施方案。”朱丽兰说,因为许多事情都要在国家层面上拍板。
  一次,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863”有关情况的时候,朱丽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尽快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最好请当时担任总理的李鹏同志出任组长。
  1996年,中央发文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李鹏任组长。此后,总理担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成为惯例并延续至今。
  “我是学化学出身的,对经济和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得不够,”朱丽兰坦言,“所以我感到学习、调研真是太重要了,千万别出‘馊主意’。”于是,加强战略研究、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情况、加强各部门协调、帮助解决问题,就成了朱丽兰的主要工作。
  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重要论断。朱丽兰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现状,提出“创新不够”是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她说,所谓“高技术”、“国际竞争力”都是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根基的,离开了创新,根本不可能发展。在开放的条件下,需要别人的技术,更需要自己创新的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她强调:“不开发我们自己的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只靠引进,绝对是跟在人家后面跑,别人的关键技术,能提供给竞争对手吗?”
  她还提出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开发投入的主体”等具有前瞻性的论断,但“当时还不为大家所认识”。
  在“科技成果储备不足”的问题上,朱丽兰认为必须要在提高科技实力、能力、水平和技术储备方面采取措施。于是,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指导和支持下,科技部出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纲要》以及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部署。国家5年内向重点基础研究投入25个亿,向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投资20个亿。
  
  863计划的“执行导演”:培养战略科学家
  
  198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的朱丽兰出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主要负责组织实施863计划,成了863计划的“执行导演”。
  “钱学森同志知道我来管‘863’的时候对我说:‘朱丽兰同志,你要培养战略科学家。’我对他这句话一直记忆犹新。”朱丽兰回忆说,我理解钱学森的意思是,不要就科技谈科技,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谈科技、谈发展,部门观念不能太重太狭隘,因为科技部是全国的科技部。
  “当时宋健同志任科委主任,一直提的是‘高新技术发展’,没有单纯提‘高技术’,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她解释说,863计划是我国面对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竞争的挑战,在高技术领域做出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它准确把握国际经济技术未来发展趋势,是从国情、国力、国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济发展总目标出发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引导“863”发展战略的方向。
  朱丽兰形象地将863计划比作“顶天立地”战略,“顶天”就是要跟踪世界高技术前沿,力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立地”就是要立足于国情,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人民需要。这个“顶天立地”后来又被朱丽兰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科技发展战略的三个层次:面向经济发展主战场、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基础研究。处理好“顶天”和“立地”的辩证关系是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
  863计划从专家选拔到项目的立项选择,逐步树立市场意识,探索产业化机制,为今后科研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现在看来,在发展过程中产业化方面做得还不够。当时‘863’队伍里企业界的人士比较少,参与的主体还是科研院所、高校的研究人员。不过,我们在发展高科技的过程中,还是培养出了一批战略科技人员。”朱丽兰说,造就“有战略头脑的科学家,有科学头脑的战略家”,是863计划的人才目标。
  她进一步解释说,现在,不少参与863项目的专家都成了各方面的领导,他们不仅是科学家,还关心经济,关心市场,关心产业,好多院士少了学究气,我认为这些人身份已经发生转换。现在,很多科学家都成了“顶天立地”的好汉,他们将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一肩挑,把专家和老板这两个角色都演得很精彩。
  朱丽兰认为,过去科技界重视发文章、得奖,现在有所扭转,但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对专利的申请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到国外申请专利,包括在国内申请专利,是要钱的。为了促进专利申请,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863计划项目,你只要申请专利,钱由科技部来出,不从你的科技经费里出。”朱丽兰说,但是当时的问题不仅仅是经费问题,经验和人才不足都是问题。
  
  “任何的发展都要和改革结合起来”
  
  “863高科技计划管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专家委员会制度的建立。”朱丽兰说,机制体制改革得到了科技界的公认。
  当初向中央申报863计划时,不少人心里也没底,怕提多了批不下来,就“努着劲向中央提出20多亿”,结果出乎意料中央批给了100个亿。“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压力也大,钱有了怎么用啊?不能让钱打水漂啊!”为了避免行政部门的过多干预,863计划的管理体制采取专家委员会负责制,并形成了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以保障资源的合理利用。
  863计划首次在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中实行专家管理制度,将政府的作用由直接行政指挥转变为从科研重点、竞争规则等方面进行间接调控,给科学家以更大的技术决策权,提高了决策质量和决策效率,降低了决策成本。
  “专家委员会负责制主要是破除了部门之间的分割。”朱丽兰说,“我们挑选专家只有一条,你这个专家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你是“863”的专家,你就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统筹、规划、分配和利用资源。”
  为了让专家委员会保持生机与活力,朱丽兰还提出了“滚动制”,就是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不是终身制,某个专家的年龄或任期到了,就自动退出。“863”专家一般两年一换。同时,对选择的项目也要进行滚动――某个项目好,就列入863计划;某个项目不行,就取消。
  所以,有人将863计划形象地比喻成“沿途拣蛋,沿途下蛋”。“沿途拣蛋”即发现好的项目就立刻把它“孵成小鸡”;而“小鸡”一旦成长成“母鸡”,就赶紧将其产的“蛋”往外抛。这个“抛蛋”的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
  “任何发展都要和改革结合起来,没有改革,这个发展可能要走到歪道上去。”朱丽兰强调指出。虽然朱丽兰在改革问题上特别坚决,但她也强调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一刀切”。她主张科研院所改革“不能强加,要启发,要使科研院所真正认识到改革方向的正确和重要,并通过它的实践来探索改革的具体道路和进程”。
  1999年,应用类院所向企业化转制改革开始,全国1300多家技术开发类院所转为或进入企业,从体制上解决了大批应用开发类院所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问题,基本建立起科技型企业的运行机制。
  2001年,朱丽兰从科技部部长位子上退下来之后,把很大精力投入到民间科技创新的推动工作中,并担任了中国发明协会会长的职务。
  谈起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期望和建议,朱丽兰认为,重要的是搞好人才队伍建设。她这样概括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关系:“经济是今天,科技是明天,教育是后天。所以,为了今天的经济,科技要在昨天就抓,教育要在前天就抓。人才队伍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起来的。现在我对科技界有些风气很担忧,急功近利,浮躁,肤浅,静不下心来,缺乏锲而不舍的持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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