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技术与制度并重】2018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来源:经管营销 发布时间:2019-06-15 05:34:53 点击:

  摘要:文章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制度变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将潜在技术后发优势变为现实关键是要有高效的制度保障,为防止陷入后发劣势,强调技术后发优势与制度后发优势需要并重;并提出我国下一步推进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杨林之争;民主法治
  
  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研究回顾
  (一)后发优势理论的思想渊源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后发优势理论源于古典贸易学派的比较优势论。李斯特(1814)提出影响工业化程度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从后发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赶超战略。格申克龙(1962)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追赶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后发优势概念,即后发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发国家的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并论述了后发国家取得比先进国家更高速发展及实现赶超的可能性。列维(1966)从现代化角度,在肯定了后发优势的同时,也指出了与后发优势并存的后发劣势:后发国家由政府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来实现赶超,这可能会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后发国家往往容易首先看到先发国家取得的成果,却没有考虑形成这些成果的因素和条件。阿伯拉莫维茨(1986)的“追赶假说”,论证了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现实性,提出后发优势是一种潜在优势,将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需要一定的条件。南亮进(1992)认为日本20世纪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从后发优势中受益。但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由于日本没有将其模仿能力改造为自主创新的能力,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伯利兹和克鲁格曼的蛙跳理论(1993),指出后发国家拥有技术上的“跳跃性”后发优势。范艾肯(1996)提出了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基于后发优势的经济追赶模型。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后发优势理论。
  国内学者从90年代起引入了后发优势理论并进行了发展。陆德明(1999)提出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优势”理论框架,用以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因、过程、机制和政策等。郭熙保(2004)从发展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后发优势表现在五个方面,即技术、资本、人力、制度、结构后发优势。国内学者还将后发优势理论用于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王必达(2004)以技术模仿创新、制度移植变迁和结构动态优化为主要内容,揭示了区域后发优势的形成机理。窦丽琛(2004)选取了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1-2002年的统计数据,对技术后发优势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落后地区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必须首先提升对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
  (二)“杨林之争”及评述
  1、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杨小凯(2000)提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短期内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观点主要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模仿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之前,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制度模仿特别是宪政改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林毅夫(2002)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决定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其中技术进步最根本。作为发达国家,其技术已经处在最高水平,技术进步只能来自于创新。后发国家则不一样,客观上存在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可能性。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技术快速变迁,进而实现高资本积累和快速的结构变迁,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观点主要是: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家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宪政制度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
  2、对“杨林之争”的评价。杨林之争,实质上是关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走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之争。首先,后发优势是多维的,其中技术和制度的后发优势起着基础性作用。杨小凯提请关注后发劣势的观点,使后发优势的内涵更加全面和完整。林毅夫回避制度保障在后发国经济追赶中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稍显片面。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技术层面的潜力转化为真实发展条件的前提,单纯的技术模仿或制度模仿都不可取。其次,宪政民主体制不是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在这个方面,杨小凯的观点略显激进。经济绩效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同一制度下的各种安排之间具有互补性,不同制度下的各种安排又具有替代性,没有简单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经验告诉我们,保护产权、民主法治是有效的制度保障,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二、后发劣势逐渐成为后发国家的更大现实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以后发优势理论来解释日本、韩国等国家赶超战略的成功,并以此来激励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应该说后发优势的确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
  对于当今的后发国家,发展条件更加恶劣。绝大部分后发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过剩和人才流失问题;长期的剪刀差阻碍了资本积累,并激化了国内矛盾;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大大提高了工业化成本;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商品严重过剩,市场约束十分明显。在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同时,德、日、韩、苏式的发展模式对于当今的后发国家已不再适用,后发劣势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更大现实,如何探寻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真正的后发优势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历程的制度思考
  (一)(1978-1983年)“摸着石头过河”及双轨制的形成
  改革伊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做出变更性的增量式制度调整。一是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形式恢复农业发展。二是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定价上实行双轨制。即计划调拨行政定价与市场买卖协商定价并存。四是成立对外开放“经济特区”,逐渐与国际市场对接。
  双轨制造成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是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数量由1981年的183万户增长为1985年的1171万户,年均增速达159%。同时,对外贸易总额和FDI也迅速增长。二是体制的缺陷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
  (二)(1984-1993年)经济改革目标逐步明确
  随着80年代初期对改革研究的深入和对外国经验的汲取,改革理论研究已经逐渐超越了80年代初期着重讨论的“放权松绑”等具体措施的水平,进而研究采用哪种经济体制来破除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在此期间,政府和学者纷纷对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三)(1994-1997年)新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经历了1984-1987年的曲折探索后,经济改革的目标更加清晰。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由此经济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现了商品价格的市场化;1994年开始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股份化公司化改革;1997年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94年后,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见表1);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逐步形成;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
  (四)(1997年以后)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开发
  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是30年改革开放,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见表2)。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
  概括来说,中国的改革采用的是增量改革战略,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停滞;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严重滞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过重角色,提供了寻租的温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治建设缓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从而逐渐突显了制度后发劣势的负面影响。
  四、现实启示
  (一)加强自主创新,避免技术模仿陷阱
  技术模仿陷阱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技术进步往往处于“引进-模仿-在引进-再模仿”的被动循环之中,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沦为永远的追随者。二是技术引进溢出效应不明显。
  调查表明,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技术中,属于硬技术的设备引进占80%以上,属于软技术的技术服务、咨询等占不到20%,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国内学者谢洁以国产化程度来衡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扩散,并以关键性中间投入品是否已经国有化为标准把国产化分为浅度国产化和深度国产化两个阶段。以此为依据,对上海浦东新区80家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FDI企业进行调研,其中共有93%的FDI企业有技术扩散行为;占总数77.5%的企业处在浅度国产化,深度国产化的占FDI企业总数的16.25% ,而真正进入技术创新阶段的FDI企业只有5家,占6.25%。从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投入看,吸收投入远低于引进投入。国内学者远德玉就日本与中国在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上进行了对比(见表3)。
  后发国家如不培育自身的科技“造血”功能,随着技术缺口逐渐缩小,后发国家将陷入被动局面。我们一定要杜绝“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不断创造“引进-模仿-创新”的良性循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挖掘制度后发优势
  没有高效的制度保障,潜在后发优势不但不会转化为现实,而且会沦为后发劣势,成为发展的桎梏。我们不能忽视对高效科学制度的探索。挖掘制度优势的关键,要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身产权、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快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的配置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向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标努力。
  (三)努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利用后发优势
  首先,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打造健康全面的社会基础设施。其次,根据国内国外实际情况全面综合利用好多维的后发优势。
  参考文献:
  1、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2、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杨小楷.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Z].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及与会者的评论与讨论,2000.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J].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1990,2008.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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