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有多少农民 [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权利的申张]

来源:文库题库 发布时间:2019-06-28 05:33:42 点击:

  摘要:把富士康自杀悲剧和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造成恶性案件综合起来考察,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权利的无奈申张。废除农业税制度是制止农民自杀潮的治本之策。富士康模式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到现代化、全球化阶段的新特点,低价购买劳动力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根源。这种模式无法为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劳动和尊严的生活,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极其有害,甚至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怎样实现劳动者体面的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是决策者和企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两代农民权利;自杀悲剧;社会转型;发展模式;体面与尊严
  
  近一段时期以来,全球最大的电子专业加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上演了多起农民青年员工接连跳楼自杀的悲剧,这使得笔者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农村累累发生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即农民服农药自杀的惨境,让人着实感到震惊与恐惧。无论当时也好,现在也好,如果一种自杀行为偶然发生,我们可以归结为自杀者自身的原因,而当这种自杀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应该认真地寻找外在的原因,尽快出台措施来挽救年轻的生命。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一度成为普遍现象的自杀,其人群总是农民群体?中国的社会转型难道要用两代农民的生命做代价?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其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转型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农业社会的特点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农业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我们在三十年中实行“县改市”,在统计上减少了农业或农村人口,但实质上以农村居住的农民(尽管在全中国的城市里流动),仍然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是通过社会转型实现的。而社会转型的实现,是靠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群体的转型实现的。
  什么是社会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封闭式社会向开放式社会转变;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向全球化转变。按照郑杭生教授的概括,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性走向现代化,到更加现代化和更新现代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性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就农民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土地,走出乡村,流入城市,但他们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地位。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他们比其他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做出的贡献更多,徐勇教授从三个方面作了概括:经济的增长;政治的稳定;制度的创新。但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比如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官场腐败蔓延,弱势群体扩大等。而更大的成本则是中国两代农民的流血和流泪。农民负担的沉重,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恶性案件频发;跨国公司低价格购买农民工的劳动,造成年轻一代农民的不断自杀。中国两代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申张自己权利时尽然采取的是这种途径!
  二、废除农业税制是阻止农民负担恶性案件频发的治本之策
  应该说,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1980-1985年是农民获得利益最多的时期。这个时期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没有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农村税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而改革农业税制,促进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从1986年城市改革开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开始由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变为负担过重的形式,直到90年代初期,农民负担发展到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而又投诉无门。
  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尽管如此,农民负担仍然有增无减,各地开始出现基层干部在收取农民负担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争执的现象成为普遍,笔者称之为“征收与反征收”现象,许多农民便在这个过程中服毒自杀。为制止这种恶性案件的不断发展,当时中央每年都要开几次全国范围内减轻农民负担的电视电话会,从中央开到乡镇,通报恶性案件,处理基层干部,安排减负工作。处理的人员不仅有乡镇直接责任人,还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有的追究到县一级领导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后期。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农村税费改革,依然是减减增增,没有跳出“黄宗羲定律”。农业税制才是农村问题的万恶之源。
  2005年,中央决定废除现行农业税制,取消一切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同时提高和稳定大综农产品(粮、棉、油)价格,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由于负担过重而引发农民自杀案件频发的势头才得以制止。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农民服毒自杀这类恶性案件累累发生,才使决策者下定决心,采取治本之策,坚决废除农业税制。因为在废除农业税制的前夕,笔者还看到拥有话语权的中国官厅学者的观点:中国在短期内不能废除农业税。
  三、新生代农民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80后”农民、“90后”农民,他们与上一代相比,具有年纪轻、有知识的特点,有些打工者甚至是大学毕业。在富士康第8跳死亡的卢新以及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同学,就是湘潭大学机电系的毕业生。他们在城市里的现代化大工厂,他们对前途有着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美好的憧憬。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却打碎了他们的美梦。在富士康庞大的工厂里,哪里是他们生存的空间?
  《东方早报》记者李克诚是这样描述的:一间约30平方米的空间,分上下两铺,简单的凉席,再加上一床自购的被褥,这就是一个富士康基层普工的窝。富士康员工的宿舍一般住8人,面积稍大的住10-12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同住一间宿舍,虽然同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可自己的室友是谁,多数人并不清楚。这里的公共文体设施几乎无可挑剔,有运动场、篮球场、娱乐室等,银行ATM机、餐饮店等商业配套设施也较齐全。然而,富士康基层一线工人却对这些文体设施并不关心。有些入职一年多的员工甚至不知道园区还有游泳池。一线员工每天被“束缚”在机器旁,天亮一睁眼就要起床、上班,加完班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精神整天绷得很紧”,根本没时间去顾及这些文体设施。情侣的拥抱是在监控摄像的镜头之下。
  如果说,富士康青年员工的“连跳”悲剧与工厂的管理和环境或者个人的精神压力等因素有关,那么,浙江台州3名新生代农民工相约服毒自杀,其中两人死亡的案例也能作同样解释吗?凤凰卫视吕宁思披露:从2007年到2010年月2月,富士康深圳以外的工厂已经发生9宗员工自杀案件,直到2010年4月,深圳富士康跳楼潮的出现,才引起资方和官方的关注。也许,还有很多这样新生代自杀的案件我们并不知道。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值得我们深思: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三低”与“三多”令人震惊。“三低”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根据调查,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42.8%。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高达74%。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农民工以近乎“裸奔”的方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工作生活。尽管最近几个月来,多个省份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线。但总体来讲,考虑到各种福利待遇的匮乏,农民工收入水平仍然偏低。2009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417元,比2008年增加了77元。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只能拿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据统计,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农民工约有7.3%,800元-1200元的占31.5%。 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带给农民工无穷烦恼的“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在一些高危行业和污染企业,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突出,农民工工伤、职业病多发,有的甚至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加班现象非常突出。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仍有很多对策让农民工多加班,比如通过写主动加班保证书等。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近年来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较他们的父辈,更加不愿意“忍了算了”,而是利用法律为自己维权。2009年劳动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约60万件。各地共办理涉及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23.5万件。《第一财经日报》还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人”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农民工注定是特别的一群――他们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鲜明。户籍、就业、福利和保障,还有别人看待他们的眼光,这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标签:农民工――当了工人的农民,但依然是个农民。在北京一家企业打工多年的小陆说起就有些激愤,“我最烦人家叫我农民工。我就是个工人,干活领工资,跟他们一样,为什么非得加上个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和迷惘正好嵌在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巨额财富以各种形式分配到不同人群。而在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底层群体,成为反应较为强烈的一群。
  四、体面与尊严:中国农民用生命的呼唤
  面对富士康员工的跳楼惨剧,许多专家学者都开出了不少药方,郭台铭甚至请来五台山的和尚做法事,真可谓病急乱投医。当初农民负担过重致死人命,处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愈来愈严重。富士康的悲剧,也正是今天新一代农民工对权利的无奈申张,无论郭台铭怎样承担责任,也不可能制止悲剧再次发生。
  富士康的悲剧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现象,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信号,这种现象也许还要在未来若干年内蔓延。这绝非耸人听闻。中国出现这样规模庞大、人口如此密集的现代化大工厂,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新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富士康模式”,即利用亚洲区域内,特别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极低的边际效益争夺世界市场。富士康在中国的崛起,并且成为全球制造业代工之王,正是在中国这种低地价、低工价、低成本中发展的成功案例。第二,中国的农民劳动力有一个庞大的取之不尽的供方市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成就了富士康。
  但是,“富士康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其有害,因为富士康模式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劳动的尊严的生活。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对自己这种低收入低质量的生活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对富人阶层的奢侈生活,一方面怀着向往,另一方面充满仇恨,这种情绪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大局。当前富士康的悲剧已经蔓延到本田中国工厂,并且形成了罢工风潮。第二,低价购买农民工劳动的发展方式已经被当前各国政府和企业所唾弃、所不齿。富士康的大客户如苹果、戴尔、惠普等跨国公司已经表明态度,要评估富士康的悲剧环境。温加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胡总书记在“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让各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当前社会转型发展的大环境已经不利于低价购买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怎样来实现劳动者体面的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是决策者和企业家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要对富士康悲剧进行认真的评估和研究,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具体的事件制定出台新的政策,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影响和扭转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畸形市场,去挽救中国新一代工人的生命。
  相信,上一代农民用服毒死换来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税的废除,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十三跳”的悲剧,一定能够换来体面的劳动和尊严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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