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论】滥用职权罪

来源:医药卫生 发布时间:2019-06-08 05:32:52 点击:

  摘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新设立的刑法罪名,在相关有权解释做出之前,对本罪名的一些问题是需要研究和论证的。文章采用体系解释、文理解释的方法对设置本罪名具有怎样的背景、认定行为构成本罪需要满足的条件、设置本罪有哪些立法和司法上的价值等问题予以研论。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构成;价值
  
  一、引言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大会以161票赞成、4票弃权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次刑法修正案共有十五个条文,既对旧的刑法条文进行了修改(例如,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偷税罪”修正为“逃税罪”),也增设了一些新的罪名(例如,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设立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本文将重点探讨《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设立的罪名,并将其与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受贿罪)作比较分析,以求证新罪名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刑法修正案(七)》在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而根据2009年10月16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的应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设立的背景
  腐败犯罪是一种很严重的犯罪行为,实施者往往是享有国家公权力的工作人员。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腐败犯罪并非一种新生的犯罪行为,有其历史的“悠久性”。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转动,腐败犯罪也凸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例如,行为人的职权或地位越来越高、腐败犯罪行为越来越隐秘、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预防和惩治的难度越来越高等,尤其是腐败犯罪的行为主体范围在逐步扩大,政府官员身边的人参与腐败犯罪行为成为此类犯罪的突出特点。
  刑法是预防和惩治腐败不可缺少的法律武器,是我国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对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等各种腐败犯罪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刑法在第二编第八章共用十五个条文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并且设置了相应的法定刑。
  法律从制定之日起就已经落后了。对于新出现的犯罪形态,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已生效刑事法律并非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新型的犯罪形态,这就要求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对已有的刑法条文进行修正或整理。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在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整个犯罪论体系的核心。按照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四个部分,即犯罪主体、犯罪客观、犯罪客体、犯罪主观。
  (一)犯罪主体
  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应当是一般要件。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该罪名的犯罪主体范围应包括三类人:一是现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二是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三是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
  1、近亲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包括现任或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近亲属。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一种较严重的贿赂犯罪,行为人往往会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通过劝说、引诱的方式,说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近亲属”的这种行为往往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的现实诱因。因此,将“近亲属”的范围按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来界定,就使得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更有利于预防、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行为。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中的“近亲属”的范围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很明显,刑诉法对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要比民诉法的界定窄一些,那么,是不是就对预防、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不利了呢?当然不是。犯罪主体范围的大小与有效的惩治犯罪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本罪中的“近亲属”范围以刑事法的规定为依据,合理性在于:一是保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在关系上的一致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一种刑事犯罪,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的程序才能在司法上得到最终确认;二是避免罪犯扩大化,以民诉法的规定来界定本罪中的“近亲属”范围,有扩大打击刑事犯罪范围之嫌。因此,本文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合适。
  2、有密切关系的人。通过对国内比较重大的贪污腐败案件的分析,结合反腐败工作的实际状况,国家官员“身边人”(不包括近亲属)已经成为贪污腐败犯罪案件的“积极”参与者,这也可以被视为新时期贪污腐败犯罪案件所具有的新特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那么,在有关立法或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有密切关系的人”呢?我们采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说明。
  第一,情人。情人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在《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之前,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情人相互勾结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职能部门对“情人”的该项行为的处罚方法是与该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将“情人”作为从犯来对待,这样的处罚方法在刑罚的效应上并不能很好的达到其应有的效果。《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之后,这个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对于“情人”可以按照修正案七第十三条予以单独定罪量刑。
  第二,同学、朋友等也可以被纳入“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范畴。同窗之情、好友之谊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有时比血缘关系更值得珍视。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同学、好友应当被视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3、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构成本罪。已离职、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期间会形成一定的社会交往圈,拥有一定的社会人际资源,例如,工作中的从属、平级、业务关系。该类人际关系的“温度”并不必然是“人走茶凉”,还是会保持一段时间。行为人利用这种人际关系或资源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同样构成本罪。
  (二)犯罪客观
  行为人构成本罪在客观方面主要有两种行为方式:一是直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地位;二是间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地位,即直接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例1,A是一名国家工作人员,B是A的近亲属,C是请托人,D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C找到B请求为其谋取一些利益,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予一定的好处;B找到A,并利用A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C谋取了利益,此为第一种方式。例2,A、B、C、D的身份同例1,C找到B请求为其谋取一些利益,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予一定的好处;B找到A,A不予办理;于是B找到D(D是A提拔的干部)并利用D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C谋取了利益,此为第二种方式。
  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本罪是否以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无意思联络为成立要件?是,则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否,则以本罪定罪处罚。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形式上说,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而认定行为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关键是考察犯罪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性”,“共同犯罪之共同性,是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之共同而非事实上行为之共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直接导致“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玷污的并非国家工作人员,而是享有一定职权或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造成侵害方面缺乏犯意联络。因此,我们认为不管行为人实施的是哪种类型的行为方式,对国家工作人员应定受贿罪(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应定本罪,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受贿罪共犯情形。
  (三)犯罪客体和犯罪主观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和人民赋予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的职权或地位的目的在于使得该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更好的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谋取福利,而非为自己谋取私利。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本罪之客观行为,乃故意为之。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应当具备故意状态。
  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和司法价值
  第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体现了国内刑事立法与国际刑事立法的接轨。2003年10月31日由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该公约在第十八条规定了“利用影响力犯罪”,即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其他影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职权行为,收取或者索取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全世界反腐败犯罪的浪潮下,我国设立本罪必将使得国内的惩治腐败犯罪活动向纵深推进。
  第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为国家打击、惩治腐败犯罪行为提供了更有利的武器。受贿罪罪名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家预防、惩治腐败犯罪行为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从刑事立法体系的整体来看还稍显薄弱,惩治腐败犯罪行为强度不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的确立扩大了对腐败犯罪行为打击的范围,将更有利于职能部门惩治此类犯罪行为。
  第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解决了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的理论难题。刑法分则规定受贿罪犯罪的主体身份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当然不能构成受贿罪。这体现了刑法总则(共同犯罪理论)与刑法分则(具体罪名成立要件)之间在相关规定上存在的紧张关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的设立恰到好处地解决了此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2、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3.
  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2001.
  (作者单位:李训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李丽,山西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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