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生活 警惕:低碳语境下的新殖民主义

来源:职业教育 发布时间:2019-04-10 06:49:28 点击:

  1月27日,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业内人士指出,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适时成立,对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将发挥积极作用。   去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更进一步的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
  “这既是压力,也必将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动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低碳之路》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应当认识到,节能减排也是生产力。”
  这就不难理解,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分析评论称,国家能源委员会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现在已经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国家能源委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全社会都应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把极其严峻的困难和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的低碳转型。更重要的的是转换观念和思路,主动出击。”熊焰在《低碳之路》中呼吁。
  去年12月15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正在紧张举行之际,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所著的《低碳之路――重新定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一书,在北京正式首发。新书一出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近日,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中国科技财富: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低碳经济”正式走上了世界舞台。而实现“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能否比较合理地解决当下付出与未来收益的平衡,这正是金融要解决的问题。您是怎么看?
  熊焰:任何变化都要付出代价。关于为什么要进行减排的必要我不用说了。政府的承诺已经说明这个变化来了。
  有什么好处,这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改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最权威的解析应该说是《斯特恩报告》。斯特恩,这位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估算:“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采取强有力行动,把水平稳定在500到550个碳当量,每年的代价大概是全球GDP的1%。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年年如此。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估计损失将上升到GDP的20%或者更多。”根据这个报告说明,如果我们不处理好,其破坏性堪比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
  但是这里面一个最大困难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是个负外部性,是不可见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现象来佐证这种要可能性。这也是造成公民和企业难以做出自觉行动的原因。我付钱,你们得好处,这不太愿意。最好是,你付钱,我搭便车。这是人类的一个天性。
  中国科技财富:不久前,北京环交所和BlueNext交易所共同开发出了“中国自愿碳减排熊猫标准”,请您谈谈这个标准出台的背景?另外就是,金融机构如何参与“低碳经济”?
  熊焰:当我们意识到碳排放的空间是有限制时,此时,碳排放权有稀缺性,这个是可以卖钱和交易的。排放空间就是发展空间。这实际是西方国家在所谓的减排环境下设置的一个陷阱,做了一个套。关于气候变化的文件及规则都出自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学者之手,那都是基于他们的利益去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标准,争话语权的原因。
  第一步,会让你认可“人类行为会造成气候的改变”的观点。第二步,让你认可“气候改变有一个边界,超过这个边界气候会就恶化,不能超过工业革命前这2摄度。”第三,就把这2摄度折算成大气候中的二氧化碳排浓度,就是不要超过450PPM(体积浓度:百万分之一)。第四,再把455PPM折算成一年二氧化碳排排放总量,每一年排放总量不要超过240吨-250吨。接着,欧洲减30%,美国减17%,他们说先做了减排就要占据100多吨。剩下的,让其他国家去分!而这根本就不够,这就是低碳语境下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他们的排放比发展中国家还高2-4倍。
  再者,给这些排放空间赋予产权,然后进行产权切分,然后进行配置。给我们中国的确权就是40PPM。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据理力争,这是在争夺我们的发展空间。当然,从内部来讲,我们深深地知道现在排碳确实太高了,每年涨14%,2020年会占到全球30%。欧洲人攻击我们说,“中国不努力,我们减排不是白费钱吗?”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在“低碳经济”建设过程中有很多可以作为。为各种减排项目和企业提供融资、提供保险等。从世界范围来讲,成立了不少碳基金,很多商业银行参与其中。可以说,金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中国科技财富:我国承诺,到2020年将我国单位 GDP 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今后中长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熊总您有什么建设?
  熊焰: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
  我们圈里都说,一定会超过45%,温总理都说了,中国的话不是白说的。取上限,经计算每年减4%,这个强度是非常之大。
  我们认为测算这个目标是根据行政手段处理来做的。当然,用行政手段的综合社会成本比较高。我们建议,还应该通过市场、法律、教育等手段,综合起来使用。要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对于主动减排的,要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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