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不将就着为啥变了_再廿年,是将就还是革变

来源:总结汇报 发布时间:2019-04-10 06:49:56 点击:

  1951年,被誉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的硅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诞生,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硅谷已成为全美九大制造业中心之一及创业天才的制造中心。它制造了全美1/3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及导弹和宇航设备,平均5天就有1家新公司上市。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仿效其成功的经验,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干预或参与下创办高科技园区,目前全世界的高科技园区多达近千个。美国的128号公路、印度的班加罗尔科技园区、英国的M4高科技走廊、日本神奈川科学园区、韩国的大德科技园、台湾省的新竹科技园、法国的索菲亚科技园等已成为世界高科技园区建设成功的典范。
  为了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增强国际竞争力,我国在借鉴世界各国构建高新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我国高新区成就难掩“病灶”依旧
  
  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重大战略部署。从1980到1985年摸索、孕育高新区;从1985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批量设立了52个国家级高新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个案审批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1997年)、宁波高新区(2007年)及湘潭高新区(2009年)、泰州国家医药高新区等。至此,国家级高新区的数目达到56个,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些高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按照周元、王维才(2003)对高新区发展阶段划分框架,我国的高新区将沿着要素群集阶段、产业主导阶段、创新突破阶段和财富聚集阶段这种路径发展,目前我国高新区已经经历了要素群集阶段,正在形成产业主导。2007年,东部地区28个和中部地区l3个国家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分别占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西部地区的l3个高新区,其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将近占西部地区的60%。有21个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到了所在城市总量的30%以上,这些高新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政府管理的创新、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但是,我国国家级高新区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具体来说主要有四大问题。
  价值链低端锁定,对外资的依存度高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包含研发、制造、营销等多个环节的大系统,其中涉及到不少一般性的原材料生产、传统的加工组装等环节。根据高新区的发展初衷,区内应该形成研发等高价值环节集群,高新区所在地应该形成为其配套的产业链集群。但目前由于我国高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不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不均衡。除了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新区产业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外,其它高新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下、技术水平偏低、项目规模偏小等普遍问题。从高新区内企业看,很多区内大企业并没有形成以龙头产业为主的产业群,区内小企业尽管数量众多,但也没有起到协作配套的作用,与当地企业没有形成相关联的产业链条。有的企业虽然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相应的体制、管理、人才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90%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但开发区招商时仍然强调要引进国外企业而不是其稀缺的智力资源,外企进来之后又主要是从事制造业。因此,我国很多高新区并不是创新和创业的源泉,而是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跨国公司高技术产业的组装加工基地。
  产业结构趋同,缺乏特色优势
  高新区在产业规划时,缺乏科学的方法。单纯按照选择国家主导产业的基准(如产业关联度、增长性等),而没有根据各高新区的建区条件、区内外基础条件、发展规模及水平来来选择主导产业,从而致使高新区产业结构趋同严重,绝大多数高新区都把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作为其主导产业,而有些高新区明显不具备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56个国家级高新区中,除了北京的信息技术、上海的微电子、杨凌的农业、武汉的光电子等十几个高新区之外,其它高新区并没有自己明显的特色产业集群,而是试图在每个产业都有所发展。高新区在区域产业布局上未形成产业链,产业之间关联度差,产业结构趋同和重复建设现象明显。这些不仅浪费了创新资源,形不成区域竞争的合力,还造成不同地区间招商引资活动过度竞争和产业内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过度竞争。
  企业集而不聚,根植性差
  我国绝大多数高新区在发展初期为了尽快集聚企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往往很少从专业化分工、市场细分、价值链延伸,以及产业集群的内在联系上去考虑;在项目的安排上也不是按专业化园区规划的要求定位,而是为了短期内吸引企业而较随意地进行项目选择和企业选址规划,从而造成目前高新区内部产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关联,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不高,没有形成产业链条相互关联,不利于产业群体的整体竞争力提高,难以实现经济外部性和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另外,园区还过分强调引进外资,而忽略了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高新区招商引资的目标短期性同时也会引起某些企业的非理性行为。企业很难找到适合其发展的产业集聚地,为了贪图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不顾及资源的匹配性,盲目将厂房迁到了高新区,之后才发现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熟练工人、研发人员以及产业链的配套环节。这些不仅会造成高新区的土地等资源的浪费,也会给入园的企业带来经营资源的浪费。重视近期效应而忽视远期效应,形成非经济吸收力的不可持续性,致使进驻园区的企业追逐优惠政策而“流动”。一旦区位条件产生变化,这些招商来的企业又要转移到其它政策更优惠的开发区。
  高新区的创新体系不健全,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欠缺
  大多数高新区附近都有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但是有些高新区附近的高校设置的专业或者科研机构从事的研究领域与高新区的产业匹配性不强。另外,整体而言,我国的“官产学研财”合作机制不完善,创新政策不科学,促进高端人才流动、保有的机制还不健全。政府分配给企业的创新资源较少,企业研发的实力较弱。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缺乏紧密合作的创新网络。为创新、技术产业化、产品市场推广等服务的现代服务业还不健全,特别是促进创新不可或缺的风险资本较为稀缺,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创新、创业的文化范围没有形成。
  
  解决之道:“解铃还须系铃人”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造成高新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新区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为“外力”,主要靠优惠政策招商,行政力量作用较大
  除了硅谷等少数几个内生型的高科技园区外,世界上最大多数的高新区均是由政府的优惠政策等驱动设立的。在设立初期,我国高新区关注的焦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及企业的集聚;采用的吸引投资手段主要是土地价格、税收等优惠政策,其优惠力度比省级高新区及其它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同国外发展较成功的高新区比较起来,我国的国家级高新区缺乏对主导产业的清晰规划,企业间的配套关联性较弱,没有从打造上、中、下游结构特征的产业链方面引导投资。行政性的外力作用远大于产业区域的自发力量,高新区行政管理部门被赋予较大的权限。在构建的初期阶段,较强的行政力量能发挥较强的资源配置优势,但容易造成对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视不足。因此,我国高新区能够在短期内实现量的扩张,但是尚没有形成整合效应明显的产业集群。
  设立初期的创新规划方面,二次创新为主要的创新形式,原创性自主创新较少,创新的集成性差
  我国在原始创新所需要的教育、科研、经济体制和机制、创新文化等软硬件基础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除了智力资本集聚度较大的北京中关村将高新技术的内生化作为发展目标外,绝对多数高新区在初创期,将构建优化人居环境、产业环境、制度环境,将引进外资作为重要的招商目标,以期通过外商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下,高新区企业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再创新。这种路径成为创新的主要方式。另外,由于缺乏对企业间或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规划及引导以及共享的技术、服务平台,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的集成性较差。高新区的技术开发与临近的区外企业之间、高新区内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往往会构成技术的重复开发。再者有,技术创新构思的产生、R&D、设计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活动也没有形成并行化运作,技术创新的集成性差。
  创新定位方面,类型多样化,并非全部定位于直接发展高新产业,但考核指标体系相同
  根据各地区的经济、技术、知识基础及其区位特点等,我国的国家级高新区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类:(1)原始创新型高新区。北京中关村是这种发展模式的代表,利用园区内自身所具备的智力资源优势,孵化培植高技术企业,并引导其形成高技术产业群,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2)引进高科技型。沿海地区的高新区多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本地科技水平薄弱,有一定的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经验,力图通过引进已有技术来发展高技术产业。(3)区域技术改造型。其一是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以资源型城市大庆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高新区是典型的技术改造型高新区。这种模式的高新区力图通过将现有的科技资源集聚在高新区内,并对已有的高新区外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或者在高新区内发展高新产业,辐射到区外,从而形成资源型城市的接替产业。其二是对军用技术的民用化改造型,绵阳等军工业集聚地的高新区多为该模式,利用军事工业力量发展高技术产业,形成高技术区。(4)综合发展型。大部分的高新区都承担着原始创新、引进技术、区域产业升级的功能,也就是对上述几种模式的综合。我国的高新区在设立之初并没有一刀切地把发展原创型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在各国高技术发展战略重点上,也并不完全以高技术本身为唯一方向,其最终目标是把高技术渗透到其它产业部门,从而建立起高技术产业群,生产多层次的高技术产品,并开拓其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但是我国在对高新区的发展考核体系上采用的指标是相同的,例如都将外资投资比重、出口额度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考核指标与功能定位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高新区角色的混乱,也造成了招商引资活动的短期化导向。有些高新区甚至为了考核需要,依靠行政权利让当地高新区外的企业迁移到高新区内,来提高考评等级。
  产业规划方面,高新区之间高新技术领域较集中,高新区内产业较分散
  火炬计划确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9个领域: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核应用技术产业、海洋技术产业和环保技术产业。国家往往为单个高新区指定5、6个领域作为其主导产业,而大多数高新区被指定的产业类型也是一样的。因此,对整体而言,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覆盖面较窄;对单个高新区而言,产业定位较宽泛,没有主打产业,追求“大而全”的产业及产业链布局,形不成有特色的优势产业。
  对高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统筹规划与合理分工先天不足
  “某某工业走廊”、“某某经济带”、“某某产业带”等都是国家或者区域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平台,必然要求各城市、各区域实行优势互补与分工协作。产业布局是指依据一定的区域功能规划要求和现实基础条件,确定区域内产业及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或预期格局。高新区的产业布局应该根据其所在城市在区域中的分工和定位,同其它高新区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各个高新区不能单纯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争上大项目和盲目引进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受行政体制局限,资源一体化配置机制尚未形成。例如,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初衷就是为了在哈大齐之间建立分工协作、竞争有序的环境,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目前哈大齐三个城市都把信息产业、绿色食品工业、机电工业等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哈尔滨、大庆的国家级高新区和齐齐哈尔的省级高新区很大程度上出现产业同构现象,这样不仅招致招商引资大战,还会带来固定资产投资浪费和生产的规模效应低下。高新区并非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经济区域,只有充分利用其所在城市、区域的资源优势,与外部科研、经济体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其内部产业才能根植性地发展,才能从区外获取不竭的技术、智力资源,才能在某个优势点上有所突破,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集聚功能、示范功能、扩散功能、开放功能、改革功能等。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高新区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力军、提升区域吸引力的重要载体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摇篮,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最具创新活力的亮点。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以及分析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我们今后的改进方向。高新区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产业的发展上,而集群化为产业最优存在方式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打造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高新区其本质上是区域经济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应该形成凝聚力和辐射力极强的有特色的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国内一些高新区已经逐步从主导产业“大而全”向打造特色高新技术基地转变,例如洛阳高新区依靠其区外的单晶硅研发和生产优势旨在打造中原太阳能基地,武汉高新区根据其智力资本优势将打造国内最大的光电生产基地作为其产业的战略定位。当然,单纯地依靠产业定位远远不能解决我国高新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高新区是个政治、经济的组合体,如何更好地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和功能,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作者简介:
  许晓冰 ,女,管理学博士。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作为new key staff参与欧盟Asia-link的STARTSIM课题;
  论文《基于期权方法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研究》获得上海市科委资助;
  参与大庆国家高新区“区域产业规划与产业升级”方面的课题研究;
  合著有《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选择方法研究》一书;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技术联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动态关联研究”课题;
  任职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德先进制造与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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